对徐国琦来说，年是个特别的年份。
一方面，从个人角度，这一年是他离开中国大陆的第29年，意味着已经超过了他在大陆生活的时间，更彰显了他自认为世界公民和边缘人的追求；另一方面，从专业角度，这一年也是众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纪念年份，包括五四运动和巴黎和会周年、中美建交40周年、冷战结束30周年等，身为历史学家，他有许多感受与反思。
徐国琦是香港大学历史学特聘讲座教授，致力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史和共有历史研究，著有多部中英文专著，包括《中国与大战》(ChinaandtheGreatWar)、《一战中的华工》(StrangersontheWesternFront)、《中国人与美国人》(ChineseandAmericans)、《奥林匹克之梦》（OlympicDreams）、《亚洲与大战》（AsiaandtheGreatWar）等。
徐国琦的人生带有些许传奇和励志色彩，他曾在中文学术自传《边缘人偶记》中详细回忆了自己的经历。
他年出生于贫穷落后的安徽省枞阳县下桥村。“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此前基本不读书的他希望掌握自己的命运，走出农村与贫困，于是开始玩命读书，成为了年枞阳县的高考文科状元。但是，由于高考英语成绩几乎为零分和缺乏填报大学志愿的技巧，最后他阴差阳错地上了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
年，他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攻读美国外交史硕士学位，师从杨生茂先生，认为是其“真正读书的开始”。硕士毕业后，徐国琦留校任教。到了年，他离开南开，远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导师是国际史大家入江昭（AkiraIriye）教授。年博士毕业后，他前往密歇根州的卡拉马祖学院（KalamazooCollege）任教10年后，于年去了香港大学任教至今。
因为做的是国际史和共有历史研究，徐国琦称自己的学问“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伦不类”。国际史和共有历史都是新的史学研究视野与方法。国际史的追求及旨趣是要“跨学科、踏国别、兼容并包、融会贯通”，希望彻底打破现今历史研究中的“民族—国家”约束，强调非政治、非“民族—国家”因素之作用与影响，强调多国档案研究和“自下而上”的方法。共有历史则是国际史方法的进一步提升，着眼于共同的历程及追求，侧重文化范畴，强调个人及非政府机构的作用，也是徐国琦的发明。
“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人，我们必须要挣扎出自身或外加的各种束缚，如出身、宗教、语言等。……对于我这种做跨国史和共有历史的学者来说，世界公民的特质尤其重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的职业和研究方向决定了我是一个世界公民。”他在《边缘人偶记》中写道。
除了世界公民，他也觉得自己是个永远的边缘人，比如生在贫穷的农村是边缘；在美国念书、教书和写书的中国学者也是边缘；在香港这样不中不西的地方任教，不会广东话的他同样是边缘；甚至知识分子就应该主动处于边缘，才能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当然，所谓边缘，永远都是相对的，比如徐国琦的学术成果绝对不是边缘。他曾获日本协会（波士顿）所颁发的重光葵奖，肯定其在当代亚洲国际关系研究和著作方面的突出贡献；他目前所出的5本英文专著都是由西方顶级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认为自己的一些研究成为了标杆，其他学者要进入这个领域，很难绕过去。
他称，自己一直在追求林语堂当年“两脚踩东西文化，一心写宇宙文章”之境界，希望找到东西文化之间的立足点，受到更多人的认可，但“一路走来，跌跌撞撞”。
年1月，徐国琦的英文专著《中国人与美国人》（ChineseandAmericans）被翻译成简体中文出版。这是他“共有的历史三部曲”第一本。这本书从“共有的历史”视野出发，梳理了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国际体育六个个案，“揭示中国人和美国人共有的历史过去如何为民族的发展追求带来影响，指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共同经验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
他认同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中的看法：中国和美国互相需要，因为彼此都太大而不会被另一方所控制，太有个性而不会对另一方迁就，彼此太需要对方而都无法承担与对方分道扬镳的损失。
“历史，即便是共有的历史，也不会如老旧的教科书为人们提供‘教训’。但是它的确提供了种种实例让我们借鉴，让我们从中得到鼓舞或记取遗憾。当中国人和美国人踏上前方充满危险的旅程时，这样的历史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指南。”他在《中国人与美国人》中写道。
年3月，我们和远在香港的徐国琦做了一次电话访谈。访谈中，他的普通话带有安徽口音，还和我们开玩笑说“胡适是安徽人，你要听胡适的中文，比我也好不了多少，所以乡音难改”。
在他看来，《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理想是接续第一本研究中美关系的书——费正清（JohnK.Fairbank）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希望从国际文化主义角度全面梳理中美关系史。
因为局势变化，这本年的书在今天被翻译成简体中文出版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我对中美关系抱有乐观，但是不乐观的反而是我们自己。在中美关系这个转折关头，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今年57岁的徐国琦对《好奇心日报》说。
徐国琦，来自：理想国
Q=Qdaily
徐=徐国琦
民国宪法顾问古德诺在多年前有什么洞见？
Q：你在《中国人与美国人》中讨论了六个个案，我读完后，对古德诺和杜威两个个案比较感兴趣。先说古德诺，你梳理了许多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但历史学研究重在揭示真相，所以你也没有表达对他看法的思考。你愿意分享一些对古德诺看法的思考吗？
徐：我所有的书实际上都有一个特点，用故事说话。尽管我有比较大的学术视野或关怀，但是我一般来说是跟你说个故事，所以这本书我讲了六个故事。从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到古德诺、杜威，然后还有一个整体的体育，即体育作为国际文化如何造就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共同历史。这六个题目环环相扣。例如没有蒲安臣，就没有后面的留美幼童故事，也可能就没有古德诺来华。
古德诺来华跟哈佛前校长访华有关。年，哈佛前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代表卡内基基金会访问中国、日本。他告诉中国政府说，基金会愿意为中国寻找最优秀的宪法顾问，帮中国建设新国家和制定宪法。在中国期间，艾略特正好见了两个人，一个是唐绍仪，当时的民国总理；另一个是袁世凯的心腹，叫蔡廷干。这两人都是留美幼童出身，英文非常好，大权在握。这两个人在相当大程度上促成了古德诺最终成为中国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来中国，任务是帮中国制造宪法。而且非常有意思，当时中国激进派控制国会，想仿效的宪法模本不是美国宪法，而是法国宪法，所以要找法国宪法专家。古德诺对中国一窍不通，也不是法国宪法专家。他年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专长是比较，是行政法。但因为种种因缘聚会，他被选上了。
古德诺本来在中国的任期是从年到年，但实际上在中国待了一年就走了，借口是就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但他名义上一直做中国顾问到年。他的确提供了宪法草案，见到袁世凯，跟好多中国上层人士交流，尤其跟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经常交谈。所以，他当时近距离接触中国最上层，给美国国内写的报告或信件是研究当时中国政治外交非常好的素材。但是，据我所知，国内学者很少人利用这批档案。同时，美国政要问古德诺的问题和信件也反映了美国人对华的思考。
尽管古德诺来中国之前，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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